双生枝

    徐挽是在康复医院的走廊尽头醒来的。

    走廊很长，灯是惨白的，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尿碱的混味。她躺在轮椅上，身上盖着一条薄毯，薄毯上印着医院的名字。她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来的。记不得自己叫什么，记不得家在哪里，记不得今天是哪年哪月，更不记得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条走廊的尽头。

    推轮椅的护工说，她是被救护车送来的。送来的时候浑身是血，衣服碎得像破布，手里攥着一张照片。照片泡了水，泡得模糊了，只能隐约看见两个人影，一男一女，都穿着白色的衣服，站在一棵开满花的树下。护工说那张照片被护士收走了，放在她那间病房的床头柜抽屉里。徐挽问了护工两个问题，她是谁，护工摇头，说不知道。她又问，送她来的那辆救护车是哪家医院的。护工还是摇头，说不知道。

    她不知道自己在这条走廊上躺了多久。也许是几个小时，也许是好几天。这栋建筑没有窗户，她看不见外面的天光，分不清白天黑夜。时间在这里像一摊死水，没有流速，没有方向。

    护士把她推进了病房。病房不大，三张床，靠窗的那张空着，另外两张住着两个老太太。一个在睡觉，一个在打盹。床头柜是铁皮的，漆面剥落了大半，抽屉的拉手断了一截。她拉开抽屉，里面什么都没有。没有照片，没有手机，没有任何能证明她身份的东西。她问护士有没有看见一张照片。护士想了想，说没有。她不知道那张照片是真的被护士收走了，还是从来就不存在。她的记忆像一面被打碎的镜子，碎片散了一地，她找不到任何一片能够拼凑出自己从前的模样。

    徐挽在康复医院住了下来。主治医生说她有间歇性失忆的症状，伴有轻度认知障碍，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康复治疗。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康复，康复以后要去哪里。她只是每天按时吃药，按时做康复训练。她的身体恢复得很快，肌肉没有萎缩，关节没有僵硬，伤口愈合得也很好，只是记忆的那片空白依然空白。她不知道自己是做什么工作的，甚至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受的伤。

    每天下午两点，护士会推她去活动室。活动室在一楼，朝南，有大玻璃窗，能看到院子里的那棵桂花树。那棵桂花树很大，树冠遮天蔽日，把大半个院子都罩在阴影里。她坐在轮椅上看着那棵树，总觉得那棵树很熟悉，像在哪里见过。她问护士那棵树是什么时候种的。护士说不清楚，说她来的时候这棵树就在了。

    她在活动室的角落发现了一台旧电视。大肚子，灰白色外壳，开关是旋钮的。她试着拧了一下，屏幕亮了，雪花点密密麻麻的，滋滋地响着。她拧了几下，画面从雪花变成了模糊的黑白影像。是一个人，站得很远，看不清脸。那个人朝她走过来，走得很慢，像在水里走。她盯着那个人，紧张得手心出汗，握紧了轮椅的扶手。那个人越走越近，近到她的脸几乎贴在了屏幕上。那是一个女人，圆脸，大眼睛，眉心有一颗痣。她盯着那张脸看了很久，觉得眼熟。不是认识的那种眼熟，是那种在梦里见过无数次、醒来就忘的那种眼熟。

    那个女人忽然开口了。没有声音，只有嘴型，她说了一句话。徐挽盯着她的嘴唇，一遍一遍地读那三个字——“我是谁？我到底是谁？”画面消失了，满屏雪花滋滋地响着。她拧了拧旋钮，画面又出现了，还是那个女人，站在一棵开满花的树下，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，笑得腼腆。她被定格在那个微笑里，眼睛微微眯着，嘴角微微翘着。那个微笑，和她每天早上在盥洗室的镜子里看到的一模一样。

    康复医院每个月的探视日只有一天。徐挽在那天没有等到任何人来看她。她等了整整一个下午，从两点等到五点，走廊里空荡荡的，没有脚步声。她不认识任何人了，也没有任何人认识她了。她在这个世界上好像从来就没有存在过。

    那年秋天的一个傍晚，一个老男人拎着蛇皮袋走进了康复医院的大门。他穿着灰蓝色的旧工装，头发花白，满脸皱纹，背很驼。他没进大厅，穿过院子，径直走到了她的病房门口，把蛇皮袋放在地上。袋子里装着几件叠得整整齐齐的旧衣裳，一个搪瓷盆，一双棉鞋，还有一张发黄的相片——就是她刚送来时手里攥着的那张。老男人告诉她，她叫徐挽。这间房是她和她丈夫结婚时的婚房，他们结婚时就在这间屋里拜了堂。床是那张床，柜子是那个柜子，只是现在全换了。窗帘也换了，以前是红色的，现在换成了淡蓝色。

    徐挽问他，她和她丈夫后来怎么样了。

    老男人的嘴唇哆嗦了一下，没说出来。他用指甲抠了抠手指上的老茧，低着头看着地上那些东西。地上的东西堆在那里，像一座小小的坟，她和他丈夫的婚房，她和他丈夫的旧衣裳，她和他丈夫搪瓷盆上那朵褪了色的牡丹花。他们结婚时的家具被卖掉了，婚床被拆走了，被单被烧了。他们连一张结婚照都没有留下，只有那张被水泡过的、泡得模糊的、只能勉强看清两个人影的老照片。她把那张照片翻过来看背面，背面上用铅笔写着一行字——“1985年，